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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治国:何为领导?  

2016-02-02 14:53:16|  分类: 基金会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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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总裁彭定中先生新近撰写的一篇“且行且思”的文章。以他一贯的锐敏和独到的视野,说出了不一样的历史经验给予今日现代社会的启迪。
汉唐盛世明君良臣带给我们的启示

历史永远是我们一面非常好的镜子!我们好像正活在一个多事之秋,千年回顾,科技的进步为人类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在这万变之中,好像人与人性却恒久未变。前些时候应香港饶宗颐文化中心之邀和香港的朋友们分享了我们面对着一个历史转折的年代,抚今追昔,由历史的镜子里,看看汉唐盛世明君良臣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古代社会虽然物质文明远远没有今天发达,但与人性,人文素养有关的智慧文明却并不逊于今日。中国历史,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统一皇朝,至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成为共和国政体,皇朝体制在中国绵延了二千多年。在这期间,统一与分裂所占时间的比例约为6:4,而在这漫长的历史上,最値得我们骄傲的是两个盛世,汉与唐。汉代的中国是大国是盛世,唐代的中国也是大国是盛世,当时中国的文明水平远超过那个时代的世界各国。

当然由汉唐至今,世界起了沧海桑田的变化,而科技是促成这些改变的最大推手,今天的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人们每天的生活方式,但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网络能联接世界,但能否连结人性?既然人与人性都没改变,因此由古至今,成功治国的大道理大概也没什么改变。

漢朝中西交通圖

谈到治国,老子道德经曾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我想也就是说治国与开店的很多根本道理是相通的。因为治国与?店都离不?人,而人与人性由古至今没変,因此治国与开店的根本道理也变化不大。由古至今治国与开店的领导与管理从来都不是纯科学,最多也只是三分科学,七分艺术。

盛世是怎么来的,好像历史上都是由乱世而来。盛世是大治的结果,而大治又好像都是在大乱之后产生的。春秋战国400年纷乱之后带来了秦汉400年大治,而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300多年纷乱之后,接着是随唐300年的大治。为什么纷乱之后带来大治,我想很可能像孟子说的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吃过苦的个人,群体,国家,对以后的建立盛世,承担大任,应该都大有帮助。

 

就像罗贯中在他的三国演义中第一回开宗明义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乱之后人心思变,都希望能整治大乱。而终止分裂与纷乱,需要统一。 因此汉的盛世与秦的统一分不开来,而唐的盛世又与隋的统一分不开来。由秦到汉,由隋到唐,在建立起大统一帝国的时候,都面临着如何让乱局稳定下来,如何建立长治久安新格局的史前无例挑战。因此在制定各种新政策和措施上,都带有浓厚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实验性貭。

历史上快速统一的过程常用暴力,而暴发力也从不持久,因而秦代与隋代都成为暴政朝代,也是短命王朝。但看来秦朝与隋朝却不仅为汉唐奠定了长治久安的基础和新模式,它们的速亡,成了反面教材,也为継之而起的汉唐两代建国者,提供了经验教训,让他们终于走出了一条可行的新路,成就了汉唐的大国盛世。

快速统一通常都由体制开始,如秦代的度量衡,钱币,车同轨等。但快速的体制统一,通常都不可持续,历史吿诉我们,深入的思想统一,才是大国盛世可持续的根本依据。思想的统一才能真正地把一个团体凝聚在一起。因此不管是治大国还是开小店,治理国家还是经营企业,都需要确立一个统一的基本指导思想。

秦代度量衡及钱币

汉唐盛世都是由乱到治,需要首先统一思想,而统一思想,看来儒家和道家的思想理念相当有效。汉初在天下百年大乱之后,百姓需要休养,生息,文帝,景帝基本上采用了贾谊,刘安的管理思想,偏重道家的无为而治,给百姓更多的生活空间。而在百姓得到休养生息之后,汉武帝基本上采用了董仲舒的管理思想,偏重于儒家的有为而治。当然国家的长治久安,光用儒家,道家的理念来统一思想是不够的,也需要采用法家的理念来规范行为。而法家治国的最髙境界是 制刑而无刑,也就是说有法,而不需用法。就好像在企业里我们所追求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最髙境界,是有合同,而几十年也不需要去翻合同。

看来汉初的治国理念,不管是文景还是汉武,创建一个盛世,最终都需要儒,道,法兼容,德治与法治的并用和相辅相成。用法治来建立规范,以除弊;而用德治来感化人心,以兴利。当然除弊最后是为了兴利,因此德永远是要放在第一位,而法次之。法只是形式,德才是精神,而一个没有精神的国家或公司管治,只是虚有其表,没有可持续性的。当年汉武帝重用的董仲舒倡导罢绝百家,虽然独尊儒术,但还是兼采道,法。以儒家的礼义为主,以法家的刑罚为辅。因为礼能禁于未然之前,是预防,而法能绝于已然之后,是治疗,而预防总是胜于治疗。看来汉武帝很成功的用儒家统一了人们的思想,又用法家规范了人们的行动,有指导思想,也有具体实践,成效卓著。

当然不管是治国还是?店,所有的经营管理理念最终都需要体现在人身上才有价值。贾谊的领导管理思想就非常强调以人为本的重要性。 他以为管理者应该为被管理者服务,以被管理者的利益为核心,来得到他们的支持和信任。这和孟子强调的,民为贵,社禝次之,君为轻,均可被视为中国帝王时代的民主思想。

众所周知,人是一个国家/企业最宝贵的资产,因为钱不够可以向银行借,而人才不够是借也借不来的。既然以人为本如此重要,所有的领导人都需要培养以俱备仔细研究人的能力,去了解人们的思维,行为,以及他们的需求与偏好。其实这也是个人,企业,以至社会国家改革,创新的开始。

中国文字在领导这两个字上有相当深奥的含义,我想领是能制定方向,在前面带路;导是能启发人心,让人们愿意在后面跟。这个世界上,好像能领的聪明人真的不少,但能导的有心人确实不多。而一个好的国家/企业领导人需要能领也能导。领导必须随时谨记,其他人往往会学习领导人的行为,因此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却希望别人信任你,追随你。领导必须能由上到下执法不分亲疏贵贱,以自身的行为作表率,也就是说能把自己的权力给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如司马迁所言,经营管理的思想/理念都需要''见之于行事'',用具体的实践结果表达出来。也就是不能光说而不做,今天的社会,能说的人已经够多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更多能做并且愿意为别人做点事的人。

还有,我们由历史上也看到,由古至今,国家的盛衰与吏治的好坏是分不开的,因此一般的盛世,大多由成功的整顿吏治开始的。汉武帝的吏治改革首先着重在完善察选制,选贤任能并制度化,而兴太学,培养政府官员的能力与素养也极为重要。它成功的将选任和教育制度有机的结合起来,导致汉初的众多优秀人才能为国家建立大汉盛世效力。

看完秦汉,我们现在来看看 隋唐为中国带来的是怎样一个大唐盛世。唐也在多方面承继了隋奠下的基础和创建。唐的强盛和繁荣可与汉相比美,但也有众多不同或者超越于汉的发展。以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唐的影响可能更大,中外的历史学家有称唐为当时的世界帝国。

看隋唐盛世当然要首推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大宗李世民和汉武帝刘彻不同之处在于太宗是位兼开国和守成之主,是一位 '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 历史上少有的英主。他长于用兵,勤于听政,明于知人,勇于从谏,在他的领导下,君臣上下,有远大的建国理想和管治理念,君臣之间肝胆相照,君主虚心纳谏,朝臣敢于犯颜,大家共同望治,斉心协力之精神为历史上所少见。

唐朝疆域图

贞观年间,中国的疆土包括了西边的天山南北,新疆,北边的内,外蒙,东边的东北朝鲜,南边的安南,南海诸国。除了疆域辽阔,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大唐风度的软实力,大唐的人格教养俱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国际性。它融合了外来者,因而在各方面丰富了中国的内涵。由于俱有髙尚的国民整体素质,当时的唐人进出在各国都受到欢迎。不是靠硬实力,当时中国的软实力强大到让邻邦都来归化。

要更深刻的了解 贞观之治,唐朝吴竞的40篇 ''贞观政要'' 由宏覌到细莭,对太宗在位23年间,与大臣的对话,及大臣的奏章,都有非常全面并且详尽的描述。

贞观政要

贞观来自易经,"贞'' 是 ''正'' ,贞观是给人以正。贞观成为以人为本,民为邦本的王道而非霸道的治国基本指导思想。王道是以德服人,而霸道是以力服人,因此太宗的治国指导思想是基本上尊循儒家的''得民心者得天下'' 的治国理念。其实王道治国也就是用心治国,是将心比心的治国理念。太宗开始用自己的心去凝聚大臣心,去安定天下心,最终去感动众人心。

但在尊儒的''进取'' 之余,特别在贞观初期,太宗也兼采道家的''无为''。但太宗的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无为者,无所不为,而无有者,无所不有。贞观政要吿诉我们,在贞观五年,太宗对群臣说''治国与养病无异也''。天下刚安,像大病初愈,得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要谨慎克制-无为而治。在那样的情况下,政府无为,老百姓才能有所为。贞观九年,太宗又对大臣说 ''夫治国犹如裁树,只有树根深固,才能枝繁叶茂''。帝王做到树根深固,清净无为,百姓自然枝繁叶茂,安居乐业了。

当然又如前面所言,不管是治国还是开店,所有的经营管理的思想理念,最终都需要体现在''人'' 身上。所以治理国家,经营企业,都需要对 ''人'' 有感知与覌察能力,如果没有感觉和体验,剩下的只是技术,方法与功能,无法感动人,改变人。

贞观初期,社会上最大的问题不是温饱问题,而是人们没有规范,没有公德,好像今天的社会也是这样。太宗用法治来建立规范,以德治来伝扬公德。太宗是个能领也能导的领导人,他要大臣百姓们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 他知道即便是帝王之尊,要改变别人,也得先改变自己。

贞观十二年,他与魏征的对话总结了太宗由''恐人不言,导之使谏''的求谏,到''悦以从谏'' 的纳谏,再到 ''难于受谏'' 的拒谏 的整个心路历程。这世上,犯错是人之常情,其实不肯认错又何尝不是,尤其是当领导的人。人有良知,但这良知常常需要被提醒,被监督。唐太宗能由“求谏”,“纳谏”,到 “拒谏”,然后到当着大臣的面“认错”,从善如流,当得起是大唐盛世的一代明君,至今也还为卓越领袖的楷模。

要求谏,需要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让各个阶层的人都可以向最高领导人反映问题,这样下情才能上达。 杰出的领导和管理者都知道沟通的重要性。因为一个团体要建立共识,要激发热情,要凝聚力量全都要靠沟通。经验吿诉我们,有效的沟通一定是用心的沟通。沟通的方法很多,但我想“听”大概是在沟通中最被忽略的一环。而听,是要能兼听,不要偏听。从历史上我们看得出 太宗是个很好的沟通者。

而自古以来,诚信一直是良好有效沟通的最重要的基础。贞观十七年,唐太宗说“失信者失天下”,“诚信者赢天下”,这再次坚定了李世民以诚信治天下的最高信念。古人说,“诚”是言之成于己者,而“信”是人之从吾言者。我们需要先使自己成为可以被信赖,再求对方信赖自己。

做为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唐太宗非常清楚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而''任人唯贤''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选贤与能,由隋至唐创设的科举考试制度自此成为了中国千年来,选拔并培养专业,技术官僚的重要制度。它也成为中国历史稳定繁荣的保证。隋唐的科举制度也甚至影响了后来英国/法国的文官制度。

最后由大唐盛世我们也学到,由古至今,转型与传承一直是一个国家或企业领导最需要做,也是最难做到的两件大事,它关系到一个国家或企业的兴衰存亡。

唐代的?国转型相当成功,它确立了以王道为大唐可持续发展的治国路线;建立了三省六部的权力制衡机制;采用州,県两级的扁平化组织结构;整顿吏治;完善科举制度选贤与能。为几百年大唐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成功转型之后,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当今国家何事最急?'',众大臣回答说,养百姓,抚外夷等,都没说到太宗的点子上。对太宗来说,最急之事莫过于,''天命之年而诸子相争,储君不定,最为不安'',也就是说接班人一直没能选定。选拔接班人难,其实培养接班人更难。因为皇子也需要春风化雨,潜移默化,以使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的行为准则。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没有健全的''传承''和持续的''转型'',一个国家或企业的盛世都难过三代。

综上所述,回朔历史,由汉武帝到唐太宗,我想我们领悟到,由古至今,杰出的领导者都:有至大的承担与责任感;有人在做,天在看的道德覚醒,能自省能认错;有创业精神,把没有变成有,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热情;目标清楚,而手段灵活,能在万変之中掌握不変之道;能内方而外圆,能在方圆之中找到平衡。

由汉唐至今,这个世界确实已经起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但如前所述,人与人性却始终未变。我想那些历史上的明君良臣的杰出领导,会永远给予后人带来无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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