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国涌
古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其实，地上并没有天堂，所有的“天堂”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缠累和困锁。真实的教育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地里长起来的。我们要在地上谈论教育，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教育，是生命中可以体验的教育。
教育到底是什么？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以为，教育就是触摸人类的心灵。
教育是一个过程
在探讨教育是什么之前，我想先追问历史是什么？时间是什么？朱谦之先生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说法，他说历史就是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将来的现在。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说法时眼前一亮——他把历史说清楚了。
历史首先是关于过去的现在，但是现在的现在也会成为过去的现在，还会有将来的现在。人就活在现在里面。我们可以把过去的现在称为“记忆”，现在的现在就是“经历”，将来的现在就是“盼望”。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链条，人是活在这个链条里。教育，就是在这个链条中发生和展开的。
中国人对时间有很深的认识。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古代流传下来的好诗常常跟时间有关。根据刘若愚先生的研究，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之所以成为千年流传的名句，就是因为它表达了个人性的时间展望。陶渊明咏荆轲的诗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讲的是一种历史性的时间展望。“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李贺的诗表达的是宇宙性的时间展望，是一种超越性的时间观念。这些诗能引起人的共鸣，因为人都活在时间当中。人不可能离开时间，活在时间的外面。
由此我追问第二个问题：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教育，教育是什么？我个人的回答是：
教育就是人类在时间变化中寻求不变的价值的过程。
教育是人类的心灵和生灵在相互触摸的过程。
教育就是有限的人类不断地向无限求问的过程。
这三句话有一个共同的词——“过程”。从历史眼光看，教育就是一个过程。教育是一个开放式的过程，是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它永远面朝未来。
心灵是教育的真正的目标
如果借梅光迪的话来说：教育就是要理解并拥有一切通过时间考验的真善美的东西。他的话与我的三句话其实是相通的，里面有几个关键词是相同的：人、时间、心灵。人类的心灵在时间中指向真善美。从时间是什么说起，我可以继续追问：人是什么？
人的心灵超出了人的肉身，它的丰富性、神秘性都超出了人的肉身。肉身是可以解剖的，但是心灵无法解剖。人的心灵是人最本质的属性，人因为有心灵而成为人。
美国作家爱默生对心灵有这样的阐释：“世界万物的根源都在人里面，真正的诗歌就是诗人的心灵，真正的船只就是造船的人。”所以，看到一只船，看见的不仅是那只船，而是船背后那个造船人和他的心灵。看到一首诗歌，看见的不只是这首诗，还看见了写这首诗的诗人的心灵。2500年前《诗经》里的句子，今天我们读起来仍然会觉得很美、很感动。我们跟诗人心意相通，时间就被超越了。
心灵是教育所要指向的真正的目标。教育不是指向哪一个你看得见的人，而是指向你看得见的人的那颗心。泰戈尔曾说：“孩子们的潜意识比他们的显意识智力更为积极……潜意识的认识能力完全与我们的生活合一。它不像一盏可以被点亮并从外部调节的灯，而像萤火虫所具有的那种通过生命过程放出的光线。”这个比喻很精彩。教育就是要创造千千万万活的萤火虫，而不是造出一盏盏电灯来。电灯没有电就不会发光，萤火虫自己内部会发光，自己就是光源、光体。
泰戈尔还说：“我们的教育宗旨必须是人的最高目的，即灵魂最全面的发展和自由。”“教育的目标是心灵的自由，这只能通过自由的途径，才能达到，自由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是有危险和责任的。”我对教育的理解与他的这两个说法是相通的，使用的关键词一致，强调的是过程，强调的是心灵，强调的是时间。
人文教育的滥觞
教育具有实用性，更具有超越性。中国的教育往往在实用性里打转，无论转多少年，都无法转出那个泥潭。没有超越性，教育就是匍匐在地上的，背朝着天，眼睛只盯着地上，刀耕火种，千年不动。只有背转过来朝天，才具有超越性。但是我们几千年的文明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文明。
近代以来，完整的学校教育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和公民教育。今天我们的学校教育基本上以科学教育为核心，人文教育并不突出，公民教育如果是有，也是道德层面或者政治层面的。今天中国的教育是科学教育压倒一切，最后变成了术的教育，可以量化的教育，知识碎片化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苛刻地说中国今天没有教育，客气地说中国今天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
古代的中国有什么呢？无科学教育，无公民教育，只有人文教育。今天的人对科举制有很多看法，但我仍要给予相当肯定的评价，科举制并不是一无是处。因为科举制，中国至少在将近130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高水准的人文教育。这个人文教育从孔孟老庄的传统里来，一直穿过了唐宋元明清。人文教育成为教育的主体，它的背景就是科举制。过去我们对科举制到底考什么一知半解，但实际上，科举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堪。
科举时代的人文教育以培养状元、进士、举人、秀才为目标，也就是培养社会的中坚——儒家标准的“士”这个阶层。乡试和会试的题目让我们看到主要考的是对经典的解释能力和治理国事的能力。以清代的三场考试为例。1685年会试一共要考3场。第一场考四书文、五经文。第二场考论、诏诰、表、判语。判语就是给出一个司法案例，问你怎么去处理。第三场考策论，就国家大事，包括内政、外交，让考生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这是对一个人能力的全面考量。那个时代的人文教育和实用教育都包含其中，对考生的要求其实非常高。1793年，还是在乾隆“盛世”时期，也是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时候，这一年的会试要考4个部分：四书文、试帖诗（五言八韵唐律诗）、五经文（规定每篇文章一部经，考生要掌握全部的经典，必须用八股文形式）、策论。到了1903年和1904年，也就是科举制度被废除的前夜，会试内容有较大的变动，规定了文章不许用八股形式，除了四书五经，还要考中国政治史事论、各国政治艺学策。1903年的北京会试，有一道关于“游学”的题目，“泰西最重游学。斯密氏为英大儒。所论游学之损益最挚切。应如何固其质性，限以期，有益无损策”。游学就是留学的意思，斯密氏就是英国经济学家、《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当时严复译出这本书不久（《原富》），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读过，连斯密氏是谁都不知道。要求考生读了亚当·斯密所论关于留学的好处与坏处，提出关于留学的看法来。这些题目都跨出了传统人文教育的范围，一个新的时代降临了。
历史正在变化当中，中国人要应对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局，需要很多国外的知识，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知道各国的政治制度。这已不是原来读四书五经就可以应付的，熟读唐宋八大家的文集也没有用。人文教育于是盛极而衰，过去的经典教育已经不够用了。教育的转型就是这时候扎根的，在这以后，就不是科举的时代了。这就是时间的变化，在时间的变化中，人的心灵随之变化，教育也在变化。
以人为起点的新式教育
光靠原来的人文教育已没法应对新的变化，这是新式教育出现的大背景。1903年，京师大学堂已经创立，北洋大学堂已经创立，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学堂已经创立，课堂上开始学英文了，开始睁眼看世界了。科举就是在这样的大势下在1905年被废除的，新式教育在1902年以后逐渐普及。
从晚清到民国，科举时代到新式教育时代的衔接还算是不错。新式教科书保留了中国良好的人文教育传统，又加入了科学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内容，形成了比较健全的近代教育。
生于1881年的鲁迅，一进三味书屋，就要摇头晃脑地背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而新式教育一开始是很简单的，以1912年《共和国教科书》小学国文第一册第一课为例，就是一个“人”字，与传统的人文教育根本不同，不是一上来就背诵艰深的经典。
人就是民国教育的起点，《共和国教科书》小学国文第三册第一课，继续强调人。上学就是要认识人、成为人。这篇课文的题目叫《读书》：
学生入校。先生曰：汝来何事？学生曰：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先生曰：善。人不读书不能成人。
这些话掷地有声。如果说一年级第一课的“人”是家庭中的人，是长幼次序中的人，这里强调的人则是文明社会的人，经过教育成为人。另外，国语教科书上一篇课文也叫《读书》：
飞禽走兽，饥知食，渴知饮，又能营巢穴为休息之所。其奇异者，能为人言。惟不知书，故终不如人。人不读书，则与禽兽何异？
两篇课文强调的重点一致的，就是要通过接受教育成为文明的人。可以说，这些课文都是围绕着人来展开的。
人不仅有个体层面，还有社会层面，“做人”还包括“做公民”。从民国诞生之初，小学课本中就出现了大量有关共和政体的课文。商务印书馆1912年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第一册有《共和政体》一文：
考共和国之原则，全国人民，俱有与闻政事之权利，惟国中事业至繁，不能人尽与政，故必选举议员，以组织国会，选举总统，以组织政府。议员与总统，既由国民选举，委托以全国之政权。凡属国民皆有服从之义务，而议员若总统尤当念责任之重大，施政方针一以民意为断。治人者，治于人者，各尽其道，则国家未有不昌者也。
早在1917年，就出现了教育部审定的第一种公民课本《公民须知》。再过5年，公民教科书也问世了，对公民之权利、义务的阐述都十分清晰，比如什么叫自由，讲得清清楚楚。简而言之，教育就是要让一个人成为人。
叶圣陶之问
1919年，叶圣陶还是甪直的一个小学老师，他在《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文中提出：
一棵花，一棵草，它那发荣滋长的可能性，在一粒种子的时候早已具备了……如今把植物比作小学生，小学教师便是个种植家。小学教育是为着小学生的，小学教师是栽培小学生的，我们究竟希望小学生达到怎样的地步呢？
教育就是播种，到底要把学生培植成怎样的人？我把这一问称为“叶圣陶之问”，私见以为，此问要比“钱学森之问”重要多了。钱学森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即是“钱学森之问”。其实，教育能不能为一个民族提供“杰出的人才”，可能没太大关系。相比之下，我觉得叶圣陶之问更为关键——教育要培养出怎样的学生。我想，前面我们所涉及的公民教科书都在回答这个问题。叶圣陶之问，在那个时代是有明确答案的。虽然他这样问，但在当时即已有答案了，因为教科书上充满了这样的课文。
殷海光先生说过一句话：“自由的伦理基础，有而且只有一个：把人当人。”我借用一下：“教育的伦理基础，有而且只有一个：把人当人。”从人文教育时代，到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公民教育并存的时代，教育的伦理基础是不会改变的，就是“把人当人”四个字。
从校歌、校训看校园文化
再看看那个时代的校园文化，试看江苏高邮县立第五小学的校歌：
西挹神山爽气，东来邻寺疏钟，看吾校巍巍峻宇，连云栉比列其中。半城半郭尘嚣远，无女无男教育同。桃红李白。芬芳馥郁，一堂济济坐春风。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
这是汪曾祺当年的国文老师写的。这样的校歌在民国时期的中小学非常普遍，它们常常从身边看得见的美好景色开始写起，再到“吾校巍巍峻宇”。其实他们的学校往往是平房，很少有楼房，但因为他们心目中以自己的学校为荣，所以都成了“巍巍峻宇”“连云栉比”。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也是教室矮小，脚下是泥地，顶上是草顶、铁皮顶。但西南联大却是真正的大学。一所好学校的定义，就是有好老师、好学生和好课程——没有大楼也没关系，茅草屋也可以，最重要的是老师和学生，他们才是主体。校歌的最后，才讲出春风化雨的道理。大部分其它校歌都是这样写的。
雁山云影，瓯海潮踪，看钟灵毓秀，桃李葱茏。怀籀亭边勤讲诵，中山精舍坐春风。英奇匡国，作圣启蒙，上下古今一治，东西学艺攸同。
这是温州中学的校歌，这也是当时一位普通的初中国文老师执笔的，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朱自清。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校歌传递给我们的，是一派美好的图画。他们的写法一样，都是从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山水或人文景观开始，然后写到学校的办学理想，教育之旨归。
喜胸涤桃浪，眼豁衡云，环洲竹木自欣欣，弦歌不染尘氛。况赢得船山绝学，刚直清标，湘绮雅文，先贤遗教尽沐熏。世变正纷纭，愿诸君作中流砥柱，宏德业，矢公诚，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这是衡阳船山中学的校歌，衡阳出过许多大人物，如王船山、王湘绮，校歌的最后指明了他们的教育理想是“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今天是一个只问收获、不问耕耘的时代。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与那个时代的教育最本质的区分。
那个时代的校歌也有用白话写的：
吴淞江呀，你这样美丽光明。洋泾两岸的田呀，你这样的自然和美丽。我们在这里考察、思虑，共作游戏，很感谢你们的美意。
我们是人类里的一群，人类之花快开了！我们应当快活奋励。我们愿世界：更活动，更光明；更自然，更美丽！我们应当快活奋励！
这是1917年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的校歌，当时青年叶圣陶在这里教书。校歌中流露出的教育思想，今天仍然令人感动。校歌中没有一句要叫学生将来成为第一的。教育追求的最终目标，是每个人成为他自己，换句话说，每个人成为唯一，而不是追求第一。
“允公允能”，是张伯苓先生为南开中学定的校训。“诚爱勤勇”，这是北师大附中的校训。“勤朴忠诚”，是天津耀华中学的校训。“勤俭忠慎”，是莫干山小学的校训。“勤俭”，是金克木先生的母校安徽寿县第一小学的校训。“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是北京汇文中学的校训。“智仁勇恒”，是重庆兼善中学的校训。我最喜欢的，是中央大学附属小学的校训——“诚者自成”。
可以发现，这些校训大体上是两个序列，一个序列是“勤、朴、忠、诚”序列，另一个是“智、仁、勇、恒”序列。这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就是要让一个人成为这样的人。这两个序列，就是那个时代教育所追求的目标。让学生成为有什么样品格的人，才是教育最为关心的，至于将来做不做大官，发不发大财，并不是教育所关心的。教育是培养一代大国民，是能够各守其职、各尽其道的人，而不是培养身居高位或腰缠万贯的人。教育不应在乎培养天才，不应关心产出多少个诺贝尔奖——那不过是副产品。教育关心你是不是能成为一个勤朴忠诚的人，一个智仁勇恒的人。品格才是教育指向的目标。晚清以来的新式教育，最初即是以培养人的品格为第一追求，也就是要触摸人的心灵。
心灵与心灵的相互触摸
教育就是人类在时间中心灵与心灵相互触摸的过程。教育是提供常人教育，教育是针对常人的，不关心学生能不能成为爱因斯坦。教育培养不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他自己的天纵之才，加上后天的努力，还有各种机缘巧合孕育出来的。接受教育的孩子是五花八门的，像树叶一样，每一片都不相同。“把人当人”的教育伦理基础，这个“人”就是常人，不是天才。只有常人教育才能成为可持续的教育、可以共享的教育。所以，要把最基本的东西跟学生分享，然后在相互的对话、碰撞、交汇中产生出神奇来。孩子充满了朝向未来的可能性，教育也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教育充满神秘的地方，就在于通过生命能量的交汇，产生出新的意外、新的美好。
聊天是最好的教育。假如你有幸遇见爱因斯坦，即便只是跟他一起吃饭、聊天，他的生命能量与你的生命能量交换过了，这就是最好的教育。苏格拉底的言语，是柏拉图记下来的，都是一些对话。《论语》都是孔子与弟子在聊天中的谈话。但是，孔子在“过去的现在”道出的话语，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影响着“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孔子闲聊间的话语，为君子订立了标准，定下了尺度，确立了规范。此后的2000多年，他们就是中国的基础和顶梁柱。
丰子恺先生有一幅漫画：儿童不知春，问草何故绿。在杨柳树下，青草地上，师生在问答，这就是最好的教育。师生才是教育的主体，大楼、教室这些硬件只是辅助性的。教育无非是问答、对话、互动，也就是生命能量的交汇。老师和学生的相遇，就是生命能量的交汇。
我深信，心灵是人类的本质，教育就是触摸人的心灵，是人类在时间中心灵与心灵相互触摸的过程。你如何，这个时代就如何。不要问中国往哪里去，首先问你往哪里去。你往哪里去是你可以决定的，中国往哪里去，你决定不了。但是你往哪里去了，中国就有可能往哪里去，因为你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作者系文史学者、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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